2022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论文（精选6篇）作文

篇一：2022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论文

龙交人和他们的文化园

早在前几年，人们一提起龙交，就会说起棋盘山、旺龙寨和龙交文化园。那会儿这三张名片已经是龙交的三个标签。

第一次参观文化园，是在2017年“槐花节”过后随市作协的作家们去棋盘山采风返回途中顺道而去的。去之前，文友们都说，不过是一个乡里建的文化园，估计没有多少看头，因为行程中有安排，不去也不好。没想到，当时安排了半小时参观时间，可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家还是忙着拍照、询问、观赏，没有人愿意走。乡政府灶上准备好了便饭，打电话催了好几回，参观的人才陆陆续续走出来。那天，一行人愣是把中午饭延迟到下午四点半。仅以一乡之力打造的文化园以规模之大、展品之多，档次之高，震撼了所有参观的县内外文友们。

前几天再进文化园，是随本县文学群文友们一同去采风的。我们有宽裕的时间看展品听讲解。注入新鲜血液的文化园，以它的清雅、广博、厚重，再一次震撼了同去的文友们。

说起建馆初衷，永东书记打开了话匣子。2013年3月8日，他走马上任龙交乡党委书记，同年5月，他和登亮乡长一同登上石楼屋脊棋盘山。登高望远，棋盘山秀丽的自然景观、大马坪徜徉的群牛骏马、“黄云耸秀”的秀美景色、还有诸多神话传说深深震撼了他。龙交乡是个山高地陡，道路崎岖的贫困乡，而且位处深山毫无区位优势，如果依托棋盘山风景区，开发旅游资源不正是龙交经济起飞的一大抓手吗？可转念一想，觉得仅靠此项产业支撑全乡整体脱贫似乎还有些势单力薄。

永东书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56代后人，他们兄弟三人在文化这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被石楼人称为“郭氏三杰”。老大永红是目前国内小有名气的书法家，老三永升办的“石楼档案”公众号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好评。所以他骨子里就带着一种文化气息，从上任那天起，他就思谋着要在龙交干一件很文化的大事情。一线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实干，既是工作作风，也是工作方法，摒弃形式主义，脚踏实地，才能给老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全面脱贫的历史重任。

那究竟从何抓起呢，经过反复调研，他认为，兴产业、强基础，强化硬实力固然重要。但扶贫应先扶志，强化文化软实力更需先行。于是他决定先筹建一个民俗文化展馆，从思想上焕发人们不甘落后，奋勇创业的精神意志。

13年到15年，他用两年的时间策划、收集、归类，做了很多筹备工作。2015年，“反腐倡廉”进入关键阶段，当时纪检委也着力推进石楼县的廉政工作，并把龙交当成一个工作点。这项工作激活永东书记敏锐的意识，他紧紧抓住这一契机，从廉政文化入手，把廉政文化主题纳入了龙交文化园之中，使全园以“廉石”为核心，围绕中央、省、市、县廉政建设要求，从廉政传承、红色传承、民俗文化、教育卫生、旅游品牌等主题入手建馆。使各种正能量在这里实现了空前的契合与凝聚。

2015年10月15日，县里举办的“廉政现场会”在龙交文化园廉政馆内举行，县委领导及各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更坚定了他做大做强龙交文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龙交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其民俗的发展与变迁见证了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近几年，旧村改造，老窑洞翻新拆建，许多老物件扔了毁了实在可惜，再不保存就再也没有了。建民俗馆能更好的传承传统文化，保护非遗文化，挖掘民俗文化。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后辈们了解传统文化，并自觉的加入到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行列中。于是同年11月，民俗馆建成。馆内设置社交礼仪、红色记忆、乡村记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六个展区，四千多件藏品。通过图片与实物结合，让参观者在这里触摸到农耕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也让后辈子孙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强烈反差。

2016年又增建了教育馆、中医药馆、德馨馆、艺术馆。2017年12月，又建起龙交精神馆。

说到建龙交精神馆，永东书记深有感慨。他自上任以来，喜欢走村串户，了解民情。每到一处，总是见不少村民“靠着墙角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要整乡脱贫，就必须以“龙交精神”来激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经反复推敲总结，他们把龙交精神归纳为：”敢为人先，大气仗义，崇群同心，实干善成”这十六个字。2017年年底，文化园内廉政馆的部分展品也移至龙交精神馆展出。精神馆的建成，更加鼓舞激励了龙交人的干劲和斗志，他们上下齐心，精诚团结，为龙交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龙交文化园规模宏大、展品数量众多，着实震撼了所有去参观过的人。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么多展品竟完全来自众筹，其中不乏感人的故事。

民俗馆内有一件极为珍贵的展品：第一套人民币和民国时期的纸币。这件展品的所有者是当时龙交信用社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得知永东书记建起文化园，就把自己珍藏的这一套钱币拿了过来，可是这套钱币实在价格太高，永东书记不敢接受，最后达成协议：钱币在馆内展出，但所有权还归原主人所有。

文友羡慕颜回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人，酷爱收藏。他收藏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几乎当时市面上所有的香烟盒四百多件，其中还有不少未开包装的整盒香烟。2017年，去参观过文化园之后，一直想把自己的珍藏捐给文化园，这个心愿终于在今年二月份完成。

最让永东书记感动的是，民俗馆内三千多件展品，大到古旧家俱，小到生产生活用品、文革挂镜，都是淳朴的龙交乡的群众们无偿捐赠，乡政府没有花过一分钱。还有一些展品是在外工作的龙交人听到龙交建起了自己文化园，也纷纷加入了捐赠展品的行列。现就职于山西省高速部门，老家在德义河的冯小云，把自己珍藏的精美根雕和奇石捐了出来，以表示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文化园的支持。永东书记说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要说最费功夫和精力，还要数中医药馆了。永东书记说他在2013年刚上任去棋盘山时，正好碰上县卫生局的闫保平带领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在棋盘山进行中药材普查，他当时还没想起要建中医药材馆，只是觉得肯定能用上，就委托闫保平同志把所采的药材给他一份。后来建起文化园以后，他觉得中医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应该挖掘和传承下去。于是，他就把采来的中药材标本进行装框保存，陈列到中医馆内。有一次，药材公司经理呼振国前来参观，深受感染，就问永东书记，需要他为中医馆做点什么？这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件中药材标本下面用小瓶瓶包装的实物中药材。

永东书记说，现在在龙交无偿捐赠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成为龙交人引以为傲的一种奉献精神并且这种态势有增无减，从刚开始的党员干部带头捐赠到现在群众主动捐赠。艺术馆的所有的书法、绘画、剪纸作品都是他的亲戚朋友们免费捐赠。他的书法家大哥永红不知免费为他提供了多少墨宝；他朋友刘亚军把珍藏的已经装裱好的宋彬老先生的字无偿提供给他；渊虹抱来一大堆剪纸绘画作品。凡是熟识的、慕名的只要自己有适合的展品，都给他无偿捐赠过来。

淳朴的民风积淀，使龙交精神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发扬，为龙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龙交的小米核桃走向市场，旺龙寨休闲娱乐场建成，丰泰养驴场做大，蔬菜加工厂建成，龙泉酒进入市场，吕梁山泉进入千家万户，西红柿辣椒酱打出自己的品牌，道路交通四通八达，以棋盘山为主的旅游景点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发中……龙交乡整乡脱贫奔小康已指日可待，不再是梦了！

永东书记看着说的轻描淡写，其实建设过程极不容易。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难的问题。2015年初起建馆，最小规模也得十几万。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东西尽量就地取材，为的是省钱。那块刻了“廉石”的大石头，是他们修路时发现的，当时觉得形状奇特，状似元宝，就把他拉回来，倒立于大院内。“廉石”两个字是他大哥永红免费亲情所赠，就是刻字花了一点钱。其他方面是能省则省，能不花就坚决不花。好在所有展品都是无偿捐赠，要不以龙交一乡之力，很难做成这件大事。

第二难就是展馆问题难解决，要重新修建，没有个几百万想也别想。所以2013年他一上任，就开始思谋建一所属于龙交自己的文化园，只是苦于没有展馆。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直到2015年才让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建“龙交精神馆”也是如此，也就一直搁置。2017年，紧邻龙交的寨子村新建了党员活动室，原来旧的活动室空置，正好又提供了一个场地，“龙交精神馆”才得以完成，文化园内廉政馆的一部分内容也移至“龙交精神馆”展出，给文化园腾出一部分展柜，原先收藏的很多展品才进去民俗馆，找到了自己的家。

第三难是展品的来源。原来想着老旧物件不好收集，所以永东书记号召先从党员干部带头捐赠，没想到龙交建起文化园的消息一传开，首先是龙交本土的群众纷纷把自家的老旧家具家什拿了过来，其他地方的熟人朋友，慕名而来的陌生人也捐了不少。各方人士的倾力奉献，“龙交文化园”终于在黄土高原深处的这个山沟沟里亮相了。

文化园的建成，不仅填补了我县在文化建设上的一个空白，还及时挽救了不被社会所重视的“乡土文化”，打造了一个集教育、欣赏与普及为一体的文化园地，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一方面为有着几千年历史底蕴的古县建设精神文明开了一个先河，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模板；另一方面为团结全乡人民、争为家乡做贡献起了凝心聚力的作用，加大了共同建设家乡的信心与勇气。

精神不朽，文化永存！愿龙交文化园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成为我们全县人民的文化乐园和精神家园！

篇二：2022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论文

“鱼鳞册”与“流动的土地”—管窥馆藏鱼鳞册价值

大荔县档案馆馆藏清代、民国鱼鳞册是“镇馆”之宝之一，因其稀有珍贵，保存完好，原陕西省副省长、著名历史学家孙达仁自率团参观、题词，给予很高的评价。让我们打开这珍贵的地册，从阎敬铭创行“鱼鳞栉比”、“鱼鳞册”，管窥其在清代土地制度和明清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经济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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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鳞册概览

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鱼鳞图、鱼鳞图籍、鱼鳞簿、丈量册，是一种经过实地测绘的地籍图，是明清时期一项基本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古代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册”。

就年代而言，大荔县档案馆馆藏清代、民国鱼鳞册共43卷，上自清雍正年间，下到民国年间，时间跨度较长。有清朝康熙年间南乌牛村豁免地亩花名册，雍正七年（1729）《山陕定界河西河东清册》，乾隆年间（1736-1759）赵渡镇和朝邑县沿河各村地亩册、雷村界碑，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营田庄鱼鳞册，光绪二年（1876）雷村豁地粮花名册、光绪十六年（1890）步昌里八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民国三十六年（1946）渭滨乡第五保减免水淹地亩册等。

从修造者来看，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官府通过编制鱼鳞图册，进行地籍管理，据以征粮征银。民间亦有小规模的修造鱼鳞册、地册之举，用于村庄、宗族、家户的土地清丈、管理、赋税的征收。如光绪十六年(1890)朝邑县《步昌里八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即为官方修制。此类地册可分为盖有官印的红册和民间攒造的白册两类。从地册所载土地类型而言，有些单纯记载滩地；有些地册、地籍记载村庄全部土地状况，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朝邑县《乌牛乡第二保各甲纳粮田赋底册》、《和衷乡第一保各甲纳粮田赋底册》等地籍即是如此。

鱼鳞册所载内容，十分丰富。地册所记以单个村庄或多个村庄为单位，有的详录一个村庄内部家户土地分配，有的细列各村滩地边界、口岸步数，如民国二十一年（1933）朝邑县《雷村照抄雍正七年山陕定界河西河东六转减名清册》等；一些地册在卷首或卷尾对村庄滩地事务多有详载，其中包含河水泛滥、河道移徙、村庄冲突、滩界划分、生产习俗等丰富的内容。一些地册附有滩地田块、黄河形势图，如朝邑县营田庄《同治五年垦地减名册》，朝邑县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雷村河东减名册、河西鱼鳞册》等，所附地图可以提供空间的直观印象，是研究清代民国黄河沿岸村庄变迁、土地移徙、地权制度及经济社会珍贵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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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攒造“鱼鳞册”

鱼鳞册源于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官府编制鱼鳞册，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馆藏民国二十年（1931）《朝邑丰图义仓记》载：“光绪十四年，阎文介以经界不正，谷禄不平，函请大吏清丈吾邑地亩，阅四稔蒇事计。阖邑共地七十七万四千三百九十五亩，有奇就中，高原为上，田平川为中田，河滩及沙硵池苑为下田，即以三壤酌定地粮八则曰：银铜铁磁滩丁垦军，统计粮额三万二三千两。又以千两为里，百两为甲计，全县共分三十三里三百三十甲，按里甲分造鱼鳞清册，载明地段亩数，粮额编列号码分存城乡备查。虽日后地有买卖，而里甲粮额号数永为定例，丝毫不能变更，经界定而赋役均。而曩时有粮无地、有地无粮及里甲紊乱之弊去矣。先是同治十三年，阎文介商诸邑宰黄照，临拟订常平新章十二条，禀准遇歉年平粜丰年公粜，永不再令乡民领纳仓谷，以免往返扰累，而往昔换仓之弊去矣，然弊去而利犹待兴也。”

光绪十四年（1888），为了使农户按土壤等级纳粮，解决负担不合理问题，同时由于土地买卖久未清理，很多农户纳粮与地亩不符，每年都为此闹纠纷。阎敬铭便建议地方清丈土地，办法是把土地划成若干方块，一一清丈，鱼鳞栉比，造成册子，一式两份，县上一份，各里(乡)一份。如有土地变卖，要办理拨粮印契手续。各里的鱼鳞册装在一个匣子里，里长交手续时，要交匣子。同时，还按土质好坏，庄稼保种保收情况，把土地分为金、银、铜、铁、锡、磁几等，以银粮为标准，予以折合。如盐碱地定为磁粮，五亩只顶银粮一亩来纳粮。

光绪年间的《朝邑县地粮总说》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朝邑县对全县土地进行清丈，耕地分为金、银、铜、铁、锡、磁几等，银地、铁地指塬地、磁地为滩地。”朝邑县民（1931）国二十年《营田庄新崩旧崩滩地册》载：“光绪十四年（1888）朝邑县对全县耕地进行清丈，凡地之在外者纳粮，流水者豁免。”

阎敬铭创行“鱼鳞册”，对朝邑全县土地进行清丈，划分沿河村庄耕地、滩地、塬地类型等级，使“经界定而赋役均”。利用鱼鳞册，解决了耕种土地纳粮负担不合理问题；避免了地界不清、土地权属变更、地亩与纳粮不符引起纠纷，也为研究清代民国土地制度和赋役征收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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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鳞册里“流动的土地”

2001年，山西大学历史学博士胡英泽，先后三次我馆查阅馆藏鱼鳞册，经过两个月的查阅抄录，充分挖掘黄河滩地鱼鳞册，结合田野考察访谈，研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环境下黄河滩田下流动的土地，研究明清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使我们从中看到鱼鳞册在研究滩地地权制度、解决滩地纠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鱼鳞册大多为黄河滩地册，胡博士用了半年时间把所有地册记载的业主占地信息录人电脑，同一本地册内相同姓名加以合并，将庙田、族田、村庄公田另外统计，获得各家各户占地面积，以此为基础，分析不同时期土地面积，全面地、分层次地统计分析地权状况。

通过对鱼鳞册的分析，对滩地地权流动状况形成客观实地的研究。把滩地依据地权分为，国家所有、村社公有和家户私有，也就是官产、公产、私产。村社公有土地，比重较大，在朝邑县雷村、营田庄加里庄、辛庄等村的地册中表现突出；家户私有的土地，在朝邑县赵渡镇、东林、广济等村地册反映明显。滩地公有为主，指村社公有滩地比例较大，家户私有占地比例较小，也就是说某一田块为村社公有，按照一定标准平均分配给村庄各家户耕种。以同治五年营田庄地册为例，该村地册有《新崩场垣地册》、《新崩滩地册)《旧崩滩地册》、《一步桃园地册》、《新分四百三十步地册》、《河东垦地册》、《简明清册》、《鱼鳞册》、《垦地简明册》、《大粮地册》，类型达10卷，表明河道西侵，冲蚀土地，村庄西迁，但村庄对于河水侵蚀的土地，延续维持着各类土地转化为滩地的耕作权力。从国家田赋来看，可能大部分滩地蠲免了田赋，根据国家律例它属于国家所有的“官荒”，垦熟之后，又成为升科之地。对于村庄而言，不论入水成河还是淤出成滩，滩地是村庄土地权力自然的延伸。村庄最初的土地属于家户所有，经历了河水冲蚀、政府蠲免、村际冲突之后，滩地地权由最初的家户私有逐渐转化为村社共同所有了。

据对鱼鳞册的分析，对滩地土地计算和分配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乾隆元年（1736），朝邑县令勘查沿河各村滩地清理的数据显示，这些村庄新垦滩地面积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在滩地，一为入水地，入水地指河水淹没的滩地。据朝邑县同治五年《营田庄垦地减名册》载“乾隆二十年（1755）营田庄河西界内计地南北阔步1356步，迨入黄河入水冲崩多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地复滩在河东。”据同治五年（1866）〈营田庄村北社鱼鳞册〉载：同治五年村庄滩地为“波涛者十之五六”，受其影响的村庄在分配滩地时，部分田块的面积没有定数，“从北畔依次而南，始排北头号垦地及南十一号止，又从南界挑西旗角地十三分，中间余地为小官地，无定数，西俱及河。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土地计算和分配原则。一些村庄滩地采取通通畛，不计东西长短，只论南北之阔，正如康熙年间《朝邑县后志》卷八载：“一尺之地，种数十里”。一些村庄把滩地田块分为几区，部分有定数，但临河田块却无定数。

在黄河小北干流变化莫测的环境里，滩地属于不稳定的土地资源，面临河道移徙、河道游荡而挪移，面积因河身丰瘦而盈缩，村庄土地边界四至系乱不清容易引发边界争端，即使确定了清晰边界，也可能因为河水崩理，泥沙淤漫等变动因素使原有边界迷乱或发生改变，产生新的问题、冲突甚至械斗。政府要根据河道移徙造成的土地变化进行蠲免、升科，并要平息河道移徙引起的土地争端和边界纠纷，进行划界，从而建立相对稳定的生产秩序。村社有管理滩地秩序协调内部冲突为的滩地组织。据朝邑县营田庄民国二十年《新崩旧崩滩地册》载：雷村等有滩地的9村组织龙王庙会，在处理9村滩地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光绪末年，背田庄与加里庄两村因滩地兴讼，未及定案而朝代更选。延至民国十五年，在龙王庙九村的调处说和下，将营田庄鱼鳞册中所包胥姓之地与加里鱼鳞册中之党经理地兑换耕种，永远为业，最后才解决了两村的争执。鱼鳞册是针对滩地一类不的土地资源而采用的一种比较科学、相对准确的对“流动的土地”的记录，对安定农户生产，鼓励农耕生产，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的益处。

在黄河小北干流两岸的生态背景下，充分挖掘鱼鳞册所载信息，为史学家提供了研究清代民国土地制度、土地资源与地方社会公共事务建构之间关系，清代至民国北方乡村经济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今天黄河沿岸的开发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篇三：2022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论文

石楼县档案馆工作综述

石楼县位于吕梁山西麓，黄河东岸。国土总面积180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9。5万亩；全县辖5镇4乡，119个行政村，总人口11。9万，农业人口9。8万。2019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5169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3元，是全省10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20年2月27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石楼县与全省其它16个贫困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县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是县委直属科级事业单位，履行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等职能。现馆藏全宗126个，档案、资料5万卷（册），清朝档案资料（地契、帐簿、路条、执照、古书等）325件，民国及革命历史档案262卷，视频档案资料11T，光盘600盘，照片5210张，书画作品150幅，全文数字化52万幅，目录录入20万条。于2017年获石楼县“五一劳动奖状”。2017年10月荣膺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档案示范县称号。2018年度被县目标责任制考核为先进集体。2019年1月在吕梁市档案工作责任制考核中综合工作评为全市第一名。2019年12月被县精神文明办评为县级文明单位。

近年来，石楼县档案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上级档案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突出改革创新、突出服务大局、突出服务民生，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方针政策，深入推进“三个体系”建设，着力锤炼干部队伍，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各项工作成果丰硕，档案事业稳步健康发展。脱贫攻坚档案标准化建设工作走在了全市的前列，2257平米的档案新馆拔地而起，县级档案首志《石楼县档案志》编撰出版，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创建成功，全文数字化开创吕梁县级档案馆外包新模式，“石楼档案”微信公众平台刊发档案史料反响强烈，征集工作常抓不懈，编研成果硕果累累。

一、夯实脱贫基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扎实开展脱贫攻坚档案标准化建设工作。脱贫攻坚档案工作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性工作，脱贫攻坚档案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果。为确保脱贫攻坚档案收集齐全、整理规范、保管安全、利用高效，切实提高档案规范化管理水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议定由县档案局牵头开展脱贫攻坚档案标准化建设工作，整合财政资金40万元专门用于脱贫攻坚档案标准化建设项目，对全县各乡（镇）、村委所有脱贫攻坚档案进行全面标准化指导整理。档案局接此任务后，高度重视，紧急动员，全面开展脱贫攻坚档案工作。确定义牒镇为脱贫攻坚档案试点乡镇。建立档案部门牵头负责，扶贫部门主动跟进指导，乡镇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共同参与的档案工作机制，为档案规范化管理提供有效借鉴。石楼县脱贫攻坚档案标准化建设工作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得到了市政府领导的肯定。2018年11月22日，吕梁市脱贫攻坚档案规范化管理暨新馆建设现场推进会在中阳县召开，县档案馆作经验交流发言。

二、主动自揽责任、构建完善的档案安全管理体系，适时启动石楼县综合档案馆新馆建设。县档案馆旧馆功能不全、库容不足、设施老化，严重威胁档案的接收和安全保管，档案馆领导面对这样的情况，主动自揽责任、开展调研规划、沟通主要领导、积极争取项目立项，有效推进县级档案馆新馆建设。2017年1月“石楼县综合档案馆建设项目”得到市发改委批复立项，上报中央列入2017年国家重大投资项目，成为“十三五”吕梁市唯一建成馆的县。总建筑面积2257平米，规划用地面积1082。35平米。项目总投资465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335万元，县政府自筹130万元。2018年11月工程主体五层顺利封顶，预计2019年12月主体竣工验收，预计2020年8月内部装修及附属设施全部完成。

三、关注三农、举全县之力锐意进取，荣膺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称号。2016年至2017年，全面启动创建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活动。全县9个乡镇、13个涉农单位、9个乡镇卫生院、12个乡镇学校、82个新农村村委全部建档，建档率100%。2017年10月，省级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领导小组验收组对石楼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创建工作进行验收。验收组在听取汇报、查验实证材料和实地查看后，进行综合评议，石楼县以较高成绩通过省级验收，山西省档案局、民政厅、农业厅授予石楼县“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称号。

四、以史为鉴，挖掘档案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编撰出版县级档案首志《石楼县档案志》及县级档案部门纪实性年刊《石楼兰台》。历时三年，文字12万字、照片1000余张的《石楼档案志》于2016年底付梓出版，档案志全面系统的记载了1956年以来石楼档案积累形成的概貌和档案事业发展的历程，展现了几代石楼档案工作者为实现历史使命，创业敬业的精神面貌，是我省县级档案馆编撰出版第一部档案志书。作为《石楼档案志》的延续与传承，《石楼兰台》2017年创刊，作为纪实性年刊已刊印三期。

五、坚持务实创新、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馆藏档案全文数字化工作，2020年计划完成全部馆藏档案数字化。县档案馆坚持务实创新、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积极争取县政府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和支持，主动邀请有关专家到档案馆共商信息化工作，做到提前谋划，无缝对接。2018年聘用山西传承档案管理公司开展档案全文扫描工作。项目从8月开工，当年投入资金10万元，共完成全文数字化27万幅，2019年完成全文数字化25万幅，目录录入20万条，占馆藏档案量的五分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得到了市局的认可，开创了吕梁县级档案馆档案数字化外包新模式。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20年计划投入资金100万元对所有馆藏档案完成数字化，现已完成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项目计划7月开工，年底全面完成。项目的建成将提升全县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提高档案部门服务利用效率，便于全县各级机关档案信息数据共享和各级综合档案馆之间档案信息的跨馆异地出证，满足社会各界群众多层次、多渠道获取档案信息的需求，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六、以档案征集为补充，丰富馆藏特色档案，延伸馆藏档案年份，征集清朝民国期间的珍贵档案300余件。在本县龙交乡甘河村征集到清朝民国期间的一批珍贵档案，内容包括清乾隆年间的帐单、嘉庆年间的医书、同治元年到宣统年间的地契、光绪年间的执照、书籍、路条、借据及民国时期的根工帐本、婚丧礼帐、国文书籍等共计300余件，将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年份提前了100多年。2017年4月，《中国档案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七、大力加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馆藏档案门类不断丰富，馆藏结构进一步优化，建国以来首次全面采集视频档案工作。联合县电视台，对1996年建台以来至2015年前的有关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闻视频录像带1000余盘进行全面采集整理，目前已经完成数据量20T。此次采集工作是本县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整理视频档案，所采视频属本县最早的视频资料，对研究我县史学具有很高的不可复制的价值，档案馆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编辑后进行移动硬盘馆藏保存。

八、深度开发、挖掘各类档案，创新编研方式和手段，档案征集工作常抓不懈，编研成果硕果累累。几年前，县档案馆没有一张省级领导视察的照片，没有一幅书画作品，没有一盘视频资料，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散落民间，面临流失或损毁的危险。为及时抢救保护珍贵档案史料，石楼县档案馆积极开展征集和保护工作，联合县宣传、新闻单位征集近十年的重大新闻照片1000余张；以书法家书写《习近平用典》为依托，征集书法作品150余幅。其次，远赴太原、临汾、离石、孝义、洪洞等地对历任老领导进行了走访，编辑整理的《石楼历任书记县长事略》一书也已组稿完成，共收录石楼历任书记县长44位，即将付梓印刷。第三广泛发动群众，征集不同时期老照片4000余张，将与国庆前夕举办建国70周年《石楼老照片》大型展览，《石楼老照片》一书也在紧张编撰中。第四依托“石楼档案”微信公众平台刊发“石楼消失的建筑”、“20年前石楼闹元宵”、“石楼四十年巨变”、“石楼晋剧”等阅读量过万，创本县微信平台阅读量之首。第五雍正《石楼县志》真迹版本（共八卷）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存有部分残本。县档案馆多方奔波走访，对该县志刻印和手抄版本的影印版进行了拷贝征集。2018年雍正年间《石楼县志》第八卷残本征集进馆。依托馆藏档案积极筹办“石楼县历史发展档案陈列展”。

九、围绕中心、完善服务，强化队伍建设，档案干部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近年来，县档案馆着力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履职能力强、敬业奉献、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同时不断改进和完善标准化服务、规范化管理，有效激发了干部职工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使档案馆各项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为发挥好档案利用服务的功能，县档案馆已完成档案数字化52余万幅，馆藏照片实现全部数字化，并实现目录挂接、电脑检索和异地备份。为工作查考、编史修志、落实待遇、解决纠纷等提供了参考和依据。此外，县档案馆积极接收反映全县党和政府重大活动、本地重大事件的电子档案资源，逐步实现由档案馆统一接收、管理、提供利用电子文件的目标，为社会公众提供政府公开信息和馆藏档案的网上查询等服务。

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档案工作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档案工作者将继续埋头苦干，奋力拼搏，大力弘扬认真负责、严谨细致、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档案工作优良传统，振奋精神、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把档案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为石楼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役作出更大的贡献。

篇四：2022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论文

黄河古渡大庆关

黄河在数千年流淌迁徙中，漫漫的故道诉说曲折身世；茫茫沙土，埋藏着动人的故事。黄河古渡，见证历史沧桑，千年大庆关，诉说着发展变迁……

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载：“大庆关，在县东三十里，春秋时为蒲关，战国时为临晋关，唐为蒲津关，宋改今名，关旧在河西，至明万历二十六年河溃岸西徙，关又居河东，今河西亦称新大庆关，巡检司税课局今在焉。”从志书中朝邑县县境图清晰可见新旧大庆关的位置。

古渡史话

大庆关，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晋间的重险之地。追溯其历史，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始作浮桥于河，这便是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史记·正义》载：“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在同州东渡河，即蒲津桥也。”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兵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

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桥自后魏讫唐初，皆横亘百丈，连舰千艘。”

《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墙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今则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唐玄宗《早渡蒲关诗》有“地险关逾壮”，描述了当时大庆关的盛况。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修建蒲津舟桥，与河阳桥、太阳桥并称“黄河三桥”。唐代以京都长安为中心，辐射值京畿四周的“近关”，四方驿站，以关布向。“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

宋太宗兴国六年（981年），黄河泛滥，洪水冲过堤坝溢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蒲津关为大庆关。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秋，黄河大涨，冲毁蒲津桥。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到了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大庆关以北的一段黄河改道偏西南流，直通朝邑县城，大庆关遂被隔在河东，1934年又回到河西。大庆关本属官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

初设关城

《平民县志》载“大庆渡口，孟明焚舟以报晋，李闯渡河以亡明，盖秦晋交通之咽喉，关陕兵事之隧道也”，足见它是何等的重要。春秋时，大庆关所在地虽为秦晋交通之咽喉，但在黄河西岸并未设城关。公元前631年，秦穆公派孟明视从此渡河伐晋。孟明视从此渡河后将船全部烧毁，背水一战，大败晋军，史称济河焚舟。战国初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修筑临晋关于此。长久以来两岸并无桥梁，靠渡舟往来。昭襄王十五年，修建了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西汉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东出大庆关，攻克河内，俘虏了殷王邛。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韩遂据守潼关，曹操攻打潼关，久攻不克。于是，曹操从北绕道西渡大庆关据河西为营，进击马超，迫其溃退潼关。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占据关中，长孙稚等奉命讨伐，谋士杨侃说：曹操不走潼关，而渡河攻取大庆关。是因潼关是险要之地，守御已经完备，无法所施其智勇，不如从北边绕道进攻，渡河而西，攻破大庆关，深入关中腹心之地，必置叛军于死地。他建议采用此策平叛。此后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也取此计，建造三道浮桥渡河攻击西魏。

隋末，李渊父子能顺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长安，也主要是由于大庆关守将的不战而降。

盛唐架桥

东魏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大庆关建造过浮桥，大庆关是沟通古时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辽东一带物资均自此通过。《隋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年间，诸州调运物资，河之南从潼关调运，河之北从大庆关调运，输运长安”。

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发家之地，而旧的桥梁远不能满足需求。兵部尚书张说云：黄河上有三桥，蒲津桥是其中之一。而蒲津关是关中东北要冲之地，黄河东岸通行必经此道。旧的蒲津桥横亘百丈，桥下连接舰船千艘，船只用竹索链接。

但是竹索浮桥，不耐久，不坚固，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就冲断桥索，破坏浮桥，阻断交通。这种现象每年都有。一旦出现中断，必定影响京师通行之路。对大庆关于沟通河北有着战略意义。

于是唐玄宗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总揽修建“秦晋通衢”蒲津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此。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唐时，黄河经此分两股，主流靠东，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中：“铁牛在县东蒲津，唐开元十二年铸”，说的就是这件事。

新修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铁牛，牛座下再铸六根铁柱作为铁桩，牛旁各立一铁人，牛尾施铁索，以系浮桥。中间两座铁山，一根穿孔铁墩，当铁索束于铁轴，经铁山而绕于铁墩，横杠串入铁墩之孔，推杠而铁墩转动，就会抻拽横陈河上铁索或松或紧，以使浮桥平稳畅通。

八尊牛与铁人加上铁山、铁柱、铁链等分散的铁构件，其用铁总重量当一百三十万斤以上！用掉了当时全国产铁量的五分之四。人们称其为蒲津桥“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铁牛和铁人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宋人释普宁就称颂陕西铁牛，写诗言道：“骨格纯刚蹄角全，轩然鼻孔自辽天。不贪陕府栏边草，啃遍耕翻祖父田。”今日陕西大荔县范家镇，民国时期叫乌牛乡，乡属中有南乌牛村、北乌牛村，这些地名的来历，都是对铁牛的永恒纪念。

蒲津桥修建后，大庆关变得繁华起来。它虽然不大，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所以城里也很繁荣。街道两旁，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所俱齐备。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般弦歌曼舞的奢华，却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辐辏、熙熙攘攘的景象。《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樯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

怀丙捞牛

北宋治平三年（1066），黄河水泛滥成灾，洪水冲击浮桥并，桥体冲断，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大庆关四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真定和尚怀丙应募打捞铁牛，他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潜入水底，将绳子绑到铁牛上，绳子另一端栓在船上，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将铁牛拖回原处，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

怀丙打捞出三尊铁牛，周围人说打捞铁牛太简单了。怀丙生气地离开。人们按照怀丙的方法打捞剩下的一尊铁牛，但无论如何都打捞不上来，任由它沉入河底。但依靠剩下三尊铁牛，人们还是恢复了蒲津桥。

蒲桥被焚

蒲津桥，唐朝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其后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金代末年，蒙元与金朝在黄河岸边，发生历时八年战役，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河东蒲州城及河西大庆关遭受重创，鹳雀楼遭焚，蒲津桥被烧。

元明之际，人们毫无节制地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于是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河床很不稳固。

明初，大将军徐达曾重造河桥攻打大庆关，再取陕西，但不久浮桥即被冲毁。明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桥，但每次重修不久，就被冲毁。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就成为了梦想。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

至于蒲津桥剩下的铁牛，朝邑历代县志均没有铁牛图，但文字记载铁牛地锚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渐次俱埋泥沙中，不见踪迹。而河东岸的蒲州，据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其后不知何时东岸铁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

1989年秋山西永济县蒲津桥东岸四尊铁牛清理出土，东岸遗物历1250余年，原貌依旧，与志书记载无异。因为老大庆关已位于山西境内，山西打算发掘西岸大庆关四尊铁牛。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后即会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名关湮灭

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峡谷，由禹门口奔出，河床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由于枯汛交替，水流缓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积，导致河床变化，使得河流主干周期性东西移摆。这一自然现象，当地流传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大涨后，竟然西移到紧靠朝邑县城东，原来在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被隔绝在河东岸。大庆关关城就失去本身意义，于是重新在西岸修筑城关，另立新大庆关，恢复了河运往来。

新大庆关属官渡，也是当时重要渡口，闯王李自成曾于此渡河以亡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大庆关渡渐废，改为农渡。此后大庆关被称旧大庆关，因地缘关系，仍属陕西省管辖。

“隆庆改道”之后黄河西岸又逐渐形成一处集镇，称“新大庆关”。至清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已并称朝邑县东二镇。而原本设在旧大庆关的巡检司和税课局亦被移于新大庆关，后者同时又是朝邑县以东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为当时东西往来于秦晋之间的通关要津所在。

晋陕两省虽长期以来以黄河为天然界河，但是黄河不停摆动，引发滩地之争，边界纠纷不断。陕西的飞地“旧大庆关”就成首当其冲之地，边界的实质是土地利益之争。两边的争纠，一般通过民间协商或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也时常发生群体性械斗，乃至造成命案。

康熙年间，大庆关、蒲州鸳鸯诸村（鸳鸯村，今属永济市栲栳镇）“屡以河滩争，动千百人，势若公战”，历时十余年。不得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初，清廷令同州知州移驻大庆关(原蒲津关)，拨潼关千总一员驻王家庄，调解争地纠纷，防御斗殴发生。于是陕西州府“飞”到山西境内，然而这一“飞”，就飞了20多年。

民国十七年末、十八年初之际，冯玉祥督陕，陕西省政府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因黄河滩地众多，请求在朝邑县以东黄河滩地一带设立平民县，并以黄河东岸的旧大庆关为县城。很快，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批准设立平民县的建议。此间过程似乎并未有太多的曲折，一切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随后，山西省政府多次急电告中央政府，请求暂缓设立平民县，说陕西在山西设县派军，严重“有碍晋政”。然而，山西的强烈反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陕西的进度。河西新淤之地全部归属于陕西，成为平民县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民县设立后荒地开垦成熟，民众众多。当时的平民人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将平民县建设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国初年以后，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进步，大庆关更失去应有地位，逐渐没了人气。《平民县志》描述新大庆关的荒寂，“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1933年，老大庆关因洪水陷入黄河河中，被彻底废弃。建国后，重新改建新大庆关渡口，先属平民县政府管辖。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县后，改为民用渡口。后来随着黄河西移溃岸，渡口淹漫于河中，桥渡功能遂废。1958年为了三门峡水库修建，新大庆关附属所有建筑物也一并拆除，大庆关终成历史绝唱。

今天大荔县赵渡镇有大庆关村、大庆关风景区，恢复了大庆关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铁牛雕塑，成为沿黄公路上富于历史文化底蕴的风景线。

篇五：2022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论文

大河向南流陕西朝邑说今古

五十年前，黄河西岸有座名为“朝邑”县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撤县改镇，合并到陕西省大荔县。朝邑没有撤销前，是陕西最富庶的县。黄河冲积的滩地土质肥沃，耕作简易，产量较高，如不涨水就能稳定耕作几年，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朝邑沿河一带村庄广为流传着“三年不涨河，给狗也要娶媳妇”的说法。“黄河滩，粮油川。手戴‘大罗马’（手表），足蹬‘富士山（自行车）’”，这是解放初期对当地富裕生活的形容和夸耀。当地发生过城里女干部羡慕乡下的富庶，从而辞去公职下嫁农村的“怪事”。

撤县后，为了那片一望无际的大型水库，人们推倒了文庙、城隍庙，拆了木牌楼、扒了城墙。将有着历代名人题字的历朝石碑，连同那衙门口的石狮一并毁去。一座壮阔伟岸的历史名城，转眼间就成了一片废墟，当年那种种繁华，从此变成过眼云烟。

说起这座朝邑城，她东临黄河，南接渭水，西连洛水，北枕镰山。历史悠久，西周春秋时，为芮国所在地。民国十八年(1929)，在朝邑县赵渡镇附近发现了“芮公鼎”，证实芮国的存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芮公鼎”因其器形优美，纹饰华贵，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古物展览会”，一去不返，至今还留存在大英博物馆。周襄王十二年(前640年)，秦穆公出兵灭芮国。

西戎之一的游牧民族大荔戎也被这里的沃野万顷、水草丰茂所吸引，沿洛河而下进入朝邑境内建大荔戎国，填补了芮国灭亡后的空白，他们在黄河滩地放牧牛羊，发展、壮大，并定都王城（今朝邑老城遗址南），大荔戎处在晋、秦两大国之间，无论晋秦是和是战，数百年都未危及大荔戎国存在，直到秦厉公十六年(前461年)，秦灭大荔戎国，在黄河西岸置临晋县。

战国时，临晋县为秦、魏相争之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祭祀黄河神的河渎祠建在黄河西岸临晋，《史记》载：“水曰河，祠临晋”。人们认为在河神居住、河患较多的地方祭祀黄河是最灵验的。汉代，官方祭祀黄河神的地点仍然设在临晋。唐宋元各代官方一直没有变化，祭祀等级、礼仪级别相当高。河渎祠建在临晋（朝邑）是有缘由的，传说中禹凿龙门、巨灵神推华山导河、河伯冯夷溺亡之地均在此区域，加之此段黄河接纳渭河、洛河，河道宽阔，水流缓慢，摆动也较为频繁，故人们认为在这最有灵性、河患较多的地方祭祀黄河是最灵验的。

秦汉后临晋县名沿用近千年，一直沿用北魏后期。南北朝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分临晋为两县，西部为华阴县，隶华山郡，东部为南五泉县，县城位于朝坂原上。朝坂原，因原上以朝日射，层崖岸烟万状，故此得名。西魏文帝六年（540年）南五泉县以据朝阪改名为朝邑县，朝邑便在一千四百余年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伟名。

朝邑通三晋，在军事、交通等方面居于重要的地位。从西府凤翔至长安，沿渭河北岸东行，过洛河后经朝邑，从大庆关渡黄河东北而上过太原直至塞外，这条贯通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东北边塞的“国道”经过朝邑，为朝邑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不少。多了商贸交流，多了驿运站铺，朝邑也就多了繁荣茂盛。

朝坂原俗称老崖，老崖上有三寨子；南寨子、大寨子、北寨子。这三个寨子，明代《朝邑县志》就有记载。有的风水先生说，朝邑老县城的风水是风型。大寨子居中是风的躯体，南北寨子是风的两个翅膀。也有的风水先生说，老县城是龙型。北寨子是龙头，高高翘起，威武凶悍。大寨子是龙腰，似山似塬，稳若泰山。南寨子到紫阳是龙尾（紫阳就叫龙尾沟），地势蜿蜒，沟壑多变。

南北朝时，战争无休无止，佛教于是乘时而兴，一直到北周易代为隋，李唐鼎盛。佛教亦是前所未有的复兴。朝邑地处交通要道，寺庙众多且声名远扬，引得四面八方文人骚客趋之若鹜。饶益寺位于朝邑县赵渡新市镇，修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建十三层佛塔，塔高大而华丽，高耸原上，不远处黄河奔流而去，河水震人心魄。饶益寺，凭依着华山、黄河险要的地势，自唐宋以来，有名望的臣僚、有才华的士子来来往往，无不到寺停车，休息游赏。有的把名字题写在墙上，有的把诗句留在碑上，多得无法全部统计数目（金赵抃《记》曰：左冯之东南逾三十里，县曰朝邑。由县之直南，林木蓊郁，小径萦纡。约有十里，有镇曰新市镇。有寺曰饶益，乃陕右之名蓝也。路当秦晋要冲，枕山河之形势自唐宋以来，名臣贤士经由往返，莫不脱驾投憩于此。或题名于壁，或留诗于碑，不可胜数）。

南宋诗人陆游《游饶益寺》云：“闻道舆图次第还，黄河依旧抱潼关。会当小住平戎帐，饶益南亭看华山”。饶益寺气势宏大，群楼高耸，崇阁巍峨，却在金朝屡遭兵火焚毁殆尽，前人石刻，往往埋没于颓垣遗基之下，金代伪齐新市镇市监赵抃见此，就在瓦砾之间，搜获名公大臣之行记、诗刻，置之于“藏春坞”壁。此壁毁于元末。此后饶益寺虽然多次重建，但也未能恢复盛时模样。1958年后，更是将残余建筑扫荡一空。现在饶益寺所在地皆是农田，灰飞烟灭，踪迹全无。

除了饶益寺，金龙寺也是朝邑有名寺院，它位于朝坂原大寨子村东，寺院始建于唐贞观元年间。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贞观元年从太原返回时，夜宿长春宫。李世民梦见自己化为一条金龙飞向长安，飞腾时，后面紧跟着两条小龙，缠绕身边，李世民烦躁不已，转头咬死两只小龙。醒来后，他认为那两条小龙是他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的化身。于是命令在长春宫旁建造一座寺院，并赐名“金龙寺”，作为皇家礼佛寺院。

金龙寺寺内建筑现仅存一座塔，塔原为金龙寺内的建筑，故名金龙寺塔。原塔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毁于地震，明末重建。塔高二十多米，塔身呈八角形，共有七层。今天塔内有一个砖砌的螺旋形阶梯，中有天井可上下相望，此塔构筑灵巧，雄伟壮观。每层东、西、南、北四方各筑一小券门，用以远眺四方。塔顶眺望，天地豁间广阔，华山、中条山、以及八百里秦川沃野尽在视野之中，黄河、洛河、渭河三条河流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的波光。清朱斗南《金龙高塔》诗云：“塔耸金龙绕碧岚，唐初创建一名蓝。铃声振响行云遏，宝相高悬宿雨涵。八面庄严培土气，千层峻峭镇瞿昙。题名附雁当年事，取冀殊书圣泽覃。”南北朝隋唐时，除了修建寺院外。朝邑县还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长春宫，长春宫遗址位于朝邑镇北寨子村。长春宫为北周武帝保定五年(565年)权臣宇文护筑，初名晋城。建德二年(573年)，因宫殿三面悬崖，东临黄河，面对古蒲津关，登高可以远望太华、中条二山，俯视黄、洛、渭三河，花木茂盛，四时如春，遂改名长春宫。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增建殿宇，宫址占地扩至三百余亩，隋文帝曾常驻此宫。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西入关中，渡黄河后，先驻于此，修养兵士，再取长安。唐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讨伐刘武周，唐高祖亲自至长春宫送之，遂后山东平定，方移行台于洛阳。以后凡在同州为官的，大多亲自兼任长春宫使，专职管理维护长春宫。如开元八年，唐玄宗幸长春宫。以同州刺史姜师度兼长春宫使。因太原是李唐老家，但凡皇帝回家祭祖，必停留长春宫休息，宫殿使用频繁，自然要有专人看护。

唐末长春宫内建筑因战乱破坏。此后长春宫逐渐被弃，唐末五代初，朱温把首都从长安迁置汴梁，长春宫全废，明代诗人王传看到长春宫故址后诗曰：“长春宫殿无遗瓦，来往游人时驻马。垣堞推颓狐兔穿，耕犁不到如荒野。”今天长春宫已半为农田，半为北寨子村庄所覆压。但遗址的西围墙基础仍明显暴露，南边的两面残窑依然存在。

在老朝邑人的口头，常说的宋祠指的就是岱祠。岱祠又叫东岳庙、岱岳行宫、东岳行祠，是为了祭奠东岳泰山而建。坐落在朝邑镇大寨子村东崖头。岳庙不知创建自何代，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御赐“崇佑观”额，并重修。明进行大规模扩建。

岱祠地基洪阔、殿宇嵯峨，楼台峻立，据华原之形胜是一个宏大的古建筑群。岱祠文保员李润仓告诉我们，岱祠是道教在同朝（同州、朝邑）一带的一处大型活动场所之一，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老爷黄飞虎的生日，有庙会，庙会之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老朝邑人李润仓说，新中国建国初，岱祠保存基本完整。但因当地农场棉花种植的兴盛，在岱祠兴建了朝邑棉绒厂，棉绒厂一直占据岱祠，拆毁庙宇，用旧砖瓦建起了厂房、职工宿舍，使这里遭到严重破坏。搬迁时又把原有的两套殿宇拆毁了。李润仓妻子指着一片能看到底部厚厚的老砖，只剩下地基的废墟说，这就是他们留下的成果，十分可恨！

整个岱祠，留存下来建筑只有岱祠楼，它还被称为东岳戏楼，岱祠岑楼。它修建在岱祠正中偏南方位。它斗拱桃角重檐结构，庄严堂皇，巍然凌空。它高约17米。面阔、进深均为三间，里面四侧有通柱，东南角有木楼梯可上二层，二层置楼板，四周有格子门窗，出门便可以沿着外廊环绕观看周围的景观。下层戏台广阔收音，酬神赛会演戏听唱响亮，有余音绕梁之感。1934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亲临自拍照鉴定，确定为古建筑的研究重点对象，并对它推崇备至。

朝邑县最初县城朝坂，因其地势较高，交通有所不便，于是把县城搬迁原下。朝邑县新城修建最早追朔到明景泰二年（1451年），知县申润开始筑城，到成化三年（1467）竣工。城墙周长四里，高一丈五尺，护城壕深，宽各一丈，此后时有修葺，朝邑县离黄河有段距离，但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泛滥，竟然西移十多公里，紧靠当时朝邑县城东门流过。清康熙二十七年（1698年）秋，因天降大雨，连日不断，黄河水涨，水漫城墙，而使西、南、北三面城墙倾倒水中。康熙四十六年（1707），知县王兆鳌再修。这次工程浩大，有五大城门，东曰临河；西北曰金汤；西曰镇羌；南曰望岳，即望西岳华山；北曰迎恩，因其官道在北。因每到秋雨连绵之时，常有河水漫入东北南三城门，使得西城繁华，其它三城门就显得冷落。

清中后期，朝邑不仅饱受黄河水患之苦，在光绪三、四年更遇见罕见的旱地，连富庶的朝邑黄河滩地也几无收成。大荔，朝邑人饥死过半，大荔城东掘有万人坑，大、朝两县人口由41万多人，减到19。2万人。朝邑县赵渡人阎敬铭是当时的户部尚书，他是一个善于理财，深有远虑的人。对于如此惨状，他有了丰年储存粮食以备荒年的思想，于是在他的带领下，义仓修建工程从光绪八年开始，一直到光绪十一年才修建完成。动支白银三万余两，竣工后绘制详细图样报闻朝廷，慈禧太后朱批为“天下第一仓”，此仓建成后十多年，就遇上1900年的关中大灾荒，丰图义仓开赈放粮，活人无数，为阎敬铭的深谋远虑，所以朝邑以及周边一带的人都受益匪浅，阎敬铭被人们尊称为“救时宰相”。

丰图义仓位于现朝邑镇南寨子村。坐北向南，正中高处有楷书“丰图义仓”的石刻大字。仓外环有廊坊，院落宽敞，行车畅通。仓房两壁镶嵌有慈禧太后御笔“龙”、“虎”二字。此二字原置于阎敬铭祠前，是慈禧太后为阎敬铭亲自书写。

解放后，省、县文化和粮食部门对它进行了多次修葺。丰图义仓直到现在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现在是国家储备粮库。目前储存有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农产品，这里储存小麦最长时间可达10年。

从临晋县算起，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历史朝邑县重于走到自己的终点。1958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朝邑撤县改镇，原城全部拆除。镇迁到西边1公里的老崖上。当时叫“新镇”也叫“居民点”。朝邑县不复存在。朝邑境内计划大面积被淹，成为库区，大批居民要移民他乡。朝邑移民，有的远迁到宁夏，有的安置在省内渭北山原沟壑区。移民产生活条件很差，饮水非常困难，经常到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担水，全靠天吃饭。玉米、小麦产量低而不稳，移民无法生活。

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降低运用水位后，原计划淹没地区，不再淹没。国家在黄河滩区兴建了农场，部队在库区建立了训练基地和农场等。这就为朝邑移民重新归家提供了条件。八十年代中期，根据国家政策，从地方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划拨土地安置移民，朝邑移民大多回到自己故乡。

至今一些老人坚持填写自己籍贯为“朝邑县”，还有一些老人坚持认为，既然大家回到故乡，当时撤销理由应不复存在，应该重新恢复朝邑县。但这必定这只是很少数人想法，再过若干年，或许有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没有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对朝邑县这个名称越来越陌生，也许只有前面提到的朝坂原上留下来的唐塔，残缺的宋祠，清代粮仓诉说着历历往事。

篇六：2022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论文

黄河天晓照舟横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被尊为“四渎之宗”、“百泉之首”。小北干流段是指禹门口至潼关的黄河干流段，其段为陕西省与山西省界河。黄河出禹门口，河面豁然开阔，水流平缓。从禹门口至潼关，河道长125公里。此段地形十分复杂，古时沿河在千沟万壑上开山修路十分困难，而利用黄河开辟的水上运输路线，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所以黄河成为陕晋长途运输的主要的交通方式。古代漕船能够通过黄河沿着渭水或者漕渠逆流而上到达长安。黄河的支流汾水也能通过黄河向长安运送所需物资。关中平原上的西安城，曾是秦、西汉和隋、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它们都通过黄河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虽然进入现代以来，黄河航运急剧衰退，航运量微乎其微。但黄河航运兴衰历史，对国家提出重振黄河航运的构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黄河航运起始很早。我们的先祖在史前时代就掌握了渡河技术，原始渡具极其简单，任何具有较大浮力的自然物都可用作渡河工具，人们腰系成熟凉干后的葫芦，就能泅水过河。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大量发现仿葫芦陶瓶，说明古代人利用葫芦舟渡河的事情是相当有效且久远的。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察，独木舟和筏是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水上运输工具。《易经·系辞》记载黄帝曾造舟在黄河航行，上面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能制造出石斧，并已能人工取火。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刳木为舟”就是制造独木舟的方法。用一根树干，除了要挖掉的地方外，其余表面均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巴，然后用火烧烤要挖掉的部分。没有泥巴的地方木材被火烧成一层炭，这时再用石斧来砍，这样火与石斧轮番使用，终于使独木成舟，浑然一体。筏是先民用竹、木或牛羊皮编扎而成。竹木筏，就是把几根木或竹捆扎在一起作水运工具。羊牛皮筏是把整张牛羊皮“缝革为囊”，充入空气，然后将若干个浑皮囊相拼，上架木排，再绑以小绳，成为一个整体，即“皮筏”。独木舟载量有限，难过险滩，后来很少使用，而筏取材容易，制造简便，稳性好，装载面积大，能穿急流过险滩，筏就成为黄河上被人们使用最久的水上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不断改进完善。

最早关于黄河小北干流大规模航运的记载是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粮食连年不收，晋国向秦国“借粮”，秦国派槽船运载几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而下再溯黄河，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今山西省新绛县）。运粮的船从雍到绛，首尾相连，络绎不绝（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此事被命名“泛舟之役”。春秋黄河航运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筏演变而来，至少在商代，黄河上已经利用船来进行水上运输了，“泛舟之役”中的槽船已有运载百斛（万升）物品的能力。

战国时代的《禹贡》，记载了中国最早水道交通网，全书以相传夏禹都城安邑（属冀州，在山西夏县西北）为中心水路航运，渭水——黄河——汾水航线便是早期形成的黄河干、支流结为一体的航运路线。

秦统一六国后，也在黄河小北干流展开了大规模运输。《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朝“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同时让天下的人急运粮草，从黄、腄、琅邪靠海边的郡县出发，运送到北河去，大概花费三十钟粮草能运到一石。北河即河套地区东、西流向的黄河，关东粮食车转船运，通过运河或济水进入黄河，逆黄河达禹门口下改作陆运，最后运抵北河一带。这种长距离的水陆联运，的确为前代所无，路途运输成本奇高。史学家常常以此当秦时暴政例子来讲述。

黄河在西汉是重要的漕运通道。《史记·河渠书》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河东太守番系用黄河小北干流漕运粮食。以往漕运在经过三门峡砥柱时耗损很大，在河东郡的黄河东岸开渠引黄河水溉田，每年可收得谷物200万石以上。这些谷物，沿黄河及渭水航道，船运至长安，以减少从关东漕运谷物的数量，大大减轻关东百姓的负担。

黄河在东汉时漕运运输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东汉以洛阳为都，关中不从事农业的人口大为减少。关中从粮食输入变为输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虞诩上疏，说到雍州（关中地区）之域“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东汉朔方郡辖境大致和秦代北河范围相同，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虞诩指出当时关中是为北边军事服务的军粮供应基地。这些军粮利用黄河航道漕运至壶口瀑布附近，然后陆运至朔方郡一带，供边卒食用。同样是通过黄河向北方转运粮食，东汉做法却得到史学家称赞，只能说这是学者对秦朝强加“暴政”符号而已，秦朝在河套地区驻兵和运粮，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维护中国统一和平局面，是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的，不能以此作为“暴秦”标签。

东汉后，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外，中国进入了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时代，黄河上运输也多为军事服务，持续时间短。隋朝统一中国，黄河上大规模漕运就开展开来，黄河漕运是沿汾水将汾、晋、绛等地的几百万担漕粮，由汾入黄，由黄入渭，运到京师长安。如隋开皇三年（583年）大兴漕运，在河东的蒲州（山西省永济市）设置运米人丁，漕运河东及太原转来的田赋租粮至京师长安。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继续兴办漕运，在河东黄河边把粮食装船后，顺流南下至渭水口，再溯渭水而上至于长安东渭桥仓。《唐会要·漕运》记述：“河渭之间，舟楫相继”。

除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木材漂运兴盛，黄河北干流，从北到南，常年有木材运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年-756年），长安城营造用的材木，一般都是在黄河北干流沿侧的岚州（今山西省岚县，西邻黄河）和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邻黄河）一带采伐购运运往长安，它们都是利用黄河北干流漂流，到三河口再收拢转入渭水，溯流西上，达于长安。当时在胜州设120名“转运水手”，负责结成排筏，向下漂运木材。木材漂流可以散放，也可以结成排筏流放，对河道的要求很低，而能流放排筏的河道，不一定可以行船，如壶口至禹门口段，要跨越瀑布，且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排木却能顺利通行。岚、胜二州除了向长安供应木材外，每年还要向蒲津桥（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太阳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附近）两座黄河上的舟桥，漂送一定数量的材木，用来修理、更换舟桥的脚船。

唐朝黄河运输费用是很低的，在《唐六典》中记载着转运租物时的运费，路运每驮一百斤，路程一百里，脚钱一百文。黄河运输百斤百里，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黄河上水航运只相当于陆运的1/6，下水相当于陆运的1/16。因此只要能使用黄河运输的地方，官府尽量采用水运物资。

唐末都城由长安迁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漕运又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山西汾河谷地粮食过黄河，再不转渭河西运。而运至三门峡，转陆运，再转黄河运至汴京。北宋仁宗时期，西夏不断攻扰陕西边境，陕西沿边常驻重兵防守，军粮供应多来自汾河谷地和关中，通过黄河小北干流水运陆转，送抵延州、府州等边地。黄河上漕运与边防守备密切相关，没有黄河上漕运，北宋就难以在陕北守备，就不能和西夏维持长时间和平的局面。

金国占据北方后，延续着北宋时期从陕西、山西运送粮食到中原传统，《金史·河渠志》记载：定国节度使李复造舟船运陕西粮食，自大庆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西岸）沿黄河顺流而下，直抵湖城（在河南灵宝县西）。除军粮运输外，金政权移都汴京（时称南京）后，宫殿、城市建筑用材，很大一部分来自黄河北干流沿侧。《金史·郑建充传》记载：“是时营建南京（汴京）宫室，大发河东（今山西）、陕西材木，浮河而下”。

明代沿长城一带陕北驻军的粮食供应，多来自山西、河南，很大程度依靠黄河漕运，但规模有限。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槽运发展达到顶峰。那时，黄河航运可以说是南来北往，络绎不绝，形成一幅繁华热闹、船来舟往、人声鼎沸的繁荣局面。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亲巡西安府，路过晋、豫，看到汾、渭两河直与黄河相通，而河南府（洛阳）居各省之中，水路四达。第二年康熙下旨，让截留漕粮，积储备用。若山、陕需粮，即可修造船只，由黄河挽运。接到命令后，陕西巡抚鄂海，就专门考察了黄河，以及渭河、汾河运道。黄、渭、汾航道得到相应的治理。鄂海还针对当时陕晋商旅一般宁舍水路而走陆路这一问题，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陕西所造船只是方头平底，无舵无篷，而水手又不善于操舟，延误运送时间所致。因此，他建议在江南雇人造船，练好水手，造出有舵、有篷、适合当地水性的船只，并令本地无论商人、百姓均仿此制造，练习操作。黄河小北干流运输大为改善，大宗运输接踵而来。

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陕西发生饥荒，曾挽运豫粮10万石，运至潼关三河口，分发至黄河、渭河、北洛河沿河各地仓敖，以赈济饥民。清代黄河上大宗运输除了粮食，还有食盐、煤炭、木材。陕西主要食用晋南的解盐外，还有陕北、宁夏、内蒙古的池盐等。它们每年通过黄河运输量非常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沿黄河内运的盐，每年500船，载1400万斤。煤炭运输也是大宗，乾隆时所修《同州府志》记载当时陕西水上煤炭运输情况说：“石炭，龙门内上峪口皆有，荒山绝壑，穿穴以出，负担驴骡，络绎于道。每岁十一月，舸艓连尾上下，浮于河，由韩而郃、而同、华，载以易粟，岁以为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应奎撰《韩城志》记载：龙门煤炭“每数十百艘连尾上下，自渭达于长安、盩厔、鄠以西，载以易粟”，煤运相当兴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豁免了韩城县的沿河津渡炭船税，鼓励航运事业的发展。

从晋贩卖至关中的生活、生产用品运输也基本依靠黄河。光绪《平遥县志·杂录》记载：“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光绪《鄠（户）县乡土志》也说：“铁货，如铁钉，铁销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三河口），由河口陆运至户，每年共销六七万件。铁铧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户，每年共销十万余叶。铁锅由山西水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户县很多土特产品也通过渭、黄、汾水路运往山西省，如乌药（年销五六十万斤）、藕粉（年销20万包，每包14两），松柏枋板（年销七八百副）。光绪《华州乡土志》载：“其输入品则煤铁之舟，泛于河、渭，来自山西”。此类记载遍布关中各地县志记载。这些充分体现了黄河小北干流运输的重要性。

民国成立后，黄河航运管理分散于陕、晋、豫三省，管理杂乱无序。直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成立，黄河航运管理才走向正轨。李仪祉先生是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李仪祉在黄委创办的《黄河水利月利》中，对黄河航运写了多篇文章，强调了航运便利性。李仪祉说，陕北之皮毛，神木之盐，延长之石油，晋省之棉花，韩城之煤，都是黄河沿岸的物产，但苦于运输成本高昂，难以远销，应以黄河航运为根本，使得它们得以外销。

西安省城煤价奇昂，即转运不便之故。在李仪祉先生倡导下，陕西省组织从韩城禹门口以下，利用民船运煤，水程280里，三、四日达于三河口，再西溯渭河，至西安省城以北30里的草滩镇。溯渭河而上时，三船一运，装煤二三十万斤，极大缓解了西安城缺煤之苦。有人会问，为何蒲城、白水、铜川都有煤，西安为何不多用，而多用韩城煤？因此上三地，转运困难，运输成本奇高，韩城从黄河水运到西安每吨煤售价3。77元，而从蒲城运煤到渭河边，陆运每吨运费就高达4元多。后来为了方便运输，从白水到渭南渭河边修建一条轻便铁路，才使得运输成本大为降低。

黄河航运占据着关中内河首位，据上世纪30年代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量统计，某年通过对棉花、水烟、药材、牛皮、牛毛、茶、盐、煤、炭、煤油、布、铁、柿饼、食粮、杂货、京货、面粉、麦、麻等19种物品调查，渭河运输为5260吨，黄河运输为34784吨，洛河运输为3910吨。黄河运输量是渭河的6倍。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小北干流船运发展很快，建国初期，在潼关至禹门口一段黄河经营航运还是很繁忙的。合阳县百良镇岔峪村74岁老人雷昌乾回忆说，他小时候黄河南北通行的船是很多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主要运送韩城的煤和木材，还有秋、冬、春季节，将韩城、合阳的一部分农产品，经由潼关船运至渭南交有关部门收购，然后转运西安。下水船都是装的满满的，上水船基本都是空船，逆水而上由纤夫拖曳上行。雷昌乾回忆，十数名或数十名船夫拽着纤绳，四肢着地，纤绳压筋勒骨，蹒跚而行。落滩是指大货船遇到浅滩搁置不能行动。船卧滩后，无论天气冷暖，船夫与纤夫们均要下水把沙石挖开，开辟航路。就算寒冬雪后，纤夫也要下水赤足拖拉，十分辛苦。

1962年关中内河航运管理处改为关中航运公司后，根据三门峡水库设想的发展蓝图，曾计划在潼关至韩城间开辟机船航运，并进行试航，由于黄河泥沙含量剧增，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使水路交通通往困难。试航未获成功，加上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黄河小北干流段航运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变成停滞。1985年，恢复了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县境内的航运码头，并对禹门口—潼关间的黄河航道治理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同时，建立了潼关黄河造船厂，试制适应黄河小北干流特点的超浅机驳船和钢质机动船，但均未获得多少成功，黄河小北干流航运仍然处于基本停摆状况。

时光荏苒，如今随着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业的发展加上黄河自身原因，使得如今黄河航运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黄河航运无疑在陕西乃至全国的航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将铭刻在历史和时光的巨轮上，昭著丰碑。